Lilian's interview in MingPao (Chinese only)

通識導賞﹕萬人共識？“促導”決定

2015/7/19

【明報專訊】發表政改諮詢文件後，這半年裏，政府為爭取通過「落實普選」，不下百次說要「凝聚共識」。

方法是怎樣呢？

三人組拍片宣傳、官員巴士巡遊，政府好像沒什麼機會停下來聽聽巿民意見，人們的聲音，最可能表達的地方大概就在諮詢facebook專頁裏留言了。

雖然我們未滿足於此，但社會之多元、議題之複雜，共識究竟可以怎樣凝聚？

月初，一個環保團體發起近二百人的討論會，收穫是討論會最後沒有變成座談會或諮詢會，二百人的想法都有機會被討論，用上的，是外國已發展成熟的「促導」討論方法（facilitation）。

二百人的討論會，要人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，雖然困難但還可以想像，不過，關於更大的社會議題，牽涉的人成千上萬，facilitation真可以促成共識嗎？「三年前，新加坡政府才發起了一場歷時四個月的民間對話，請巿民一同描繪對國家的願景，然後寫進《施政報告》。」去年，聯合國也通過促導，協助菲律賓政府舉辦大型專家討論會，討論風災後的重建和復興計劃。這樣大型的討論會，香港其實也嘗試過，去年夏天，佔中三子就發起了三次商討，牽涉的人數上萬，他們當時邀來也調解員和促導員（facilitator）協調討論。

設計討論流程　抹平不利差異

有十年facilitation經驗、現為國際促導師協會香港分會的主席王荔茵Lilian說，facilitator的角色，是協調討論的過程，對於討論的內容並沒有取向。一般來說，大型facilitation的形式，是把參與者分成小組，facilitator會事先為議題設計討論流程，循序漸進讓參與者討論核心問題，確保每個人都有提出意見的機會，「當個人去到組裏時，有時因為性格、背景不同，有些人一向做開大佬，就不停講講講，有些人在陌生環境會怯、內斂，但有了流程，就可以將個人之間的差異減低，人人都可以參與討論，facilitation就是希望在設計上可以抹平一些不利參與討論的差異」。

就以月初的討論會為例，環團「低碳創聚」（COIL）舉辦的初衷，是認為全球暖化的問題，不止是環保分子的事，而是人人有份，可是，社會對此討論雖多，但真正討論出結論然後實踐的少之又少，這次討論會，就是希望專家巿民同桌討論，提出可行方法，一同實踐。「分成數十個小組後，每個小組都做了一些熱身的環節、讓參與者都開始動腦筋。然後，facilitator用『焦點討論法』開始引導討論——首先，由客觀事實談起，例如平日見過什麼創新的環保方法？有些人答齋鮑魚、green monday；然後，問一些關於體驗的問題，把議題拉到個人，如作為參與者，覺得green monday怎樣？第三，請他們談談自己的理解、看法；最後，有什麼環保新點子可以應付全球暖化的挑戰？」除了討論的過程有引導，facilitator也設計討論方法，如首先請參與者每人都寫下自己的答案，然後拿出來在小組討論，討論過後，facilitator會邀請小組選出八個最好的點子，逐個拿到大組讓所有人篩選，篩選過程中，就自然會掀起討論。

人人的聲音都被聽見

討論過後，COIL收集到人人有份歸納、收窄範圍的意見，就開始協助實踐這些點子。「重要的，是人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聽見。」COIL項目經理鄭依依說，香港社會其實也需要facilitation的幫助。「現在人們都開始不滿代議政治，尤其比例代表制和功能組別根本無法代表我們，人們不滿自己的聲音無處可表達。Facilitation，其實是一種方法，可以實踐出直接民主。」

在外國，facilitation的應用相對普遍，但這在香港才剛起步，國際促導師協會去年才在香港成立分會。Lilian說，facilitation要在香港發展，有兩大困難。一是即使決策者嘗試用facilitation讓巿民討論政策，「他們是否真有這種胸襟和冒險精神，去聽人們的聲音？」第二，是時間問題。「COIL那場討論會已算很好，有一個下午的討論時間，在外國，談這些議題的話，是用連續五天去討論的。香港現在最多人用facilitation，是公司想做策略討論、培訓，但他們往往是要求一小時內完成。」

革新區會諮詢可行嗎？

現階段，要政府為重大議題進行像佔中商討日般規模的facilitation，或許有點不切實際，不過，小規模的地區諮詢，可以是個切入點嗎？十八區獲撥款一億元發展社區重點項目，音樂噴泉、深井燒鵝，雖然說是做過公眾諮詢、街坊調查，但到頭來還是被千夫所指、質疑亂花公帑。公眾諮詢，看來沒反映出真正民意吧。

現時多派傳單問街坊

東區太古城西區議員、香港認可調解員學會主席趙家賢認同，區議會的諮詢，一直做得不足，「以我做了七八年區議員的經驗，很多時事情都很倉卒，政府部門有議題想討論，通常定死線定得很急，哪有時間做諮詢？唯有簡單派派傳單、問問街坊意見，但有時政府其實只及採納區議員的意見」。時間如何倉卒？趙家賢舉例，巴士改路線，由政府通知區議會議程至開會，一般只有約十至十二天，要做有效的諮詢溝通，根本來不及。

facilitation成本或高十倍

又像東區區議會的一億元，去年決定用來在筲箕灣譚公廟外建「東區文化廣場」，在會議裏，趙家賢提出過不如先做民調，但意見不獲採納，最後議會只收集地區組織的意見，廣場是否有需要，街坊其實無say。

他認為，facilitation的確是更好的諮詢方法，他與其他有份協調泛民區選的成員，亦正在商討要求泛民參選人當選後，在區議會討論重要議題時要求引入facilitation。不過，這是否可行呢？趙家賢跟記者計算成本，以東區做諮詢為例，東區細分為四十三個選區，若每個選區抽樣十五人為一小組做facilitation，每小組需要一個專業促導師或調解員（趙家賢認為，調解員更適合應用在公眾諮詢，以解決不同持份者的分歧），加一個助手，大約需要十二萬元。「現在一般的地區諮詢，每次做兩場，場地由民政署免費提供，區議會聘用兼職員工、製作費如大台佈景板及紀念品，大概共費萬多元。」十倍成本，值得嗎？「十倍，看上去很多，但若你用來做比較的，本來的質素水平就很低，那其實多出的錢，並不是真的那麼多吧。」

新加坡四萬人對話論施政

二○一二年，新加坡政府舉辦了一場長達四個月的民間對話，參與人數共四萬七千人，當中招募了一百二十個促導員，是亞洲最大規模的一次facilitation。

這場歷史性的全國對話，稱為「我們的新加坡對話」（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），由總理授權教育部長召集，廣邀巿民參與，主旨很清晰集中﹕「你想二十年後的新加坡是怎樣？」四個月以來，每六十人組成一個環節，每個環節三小時，一共做了超過六百六十次，換言之逾四萬人參與了對話。「據我所知，他們每次出動九個facilitators，有些用圖像記低對話重點，有些在小組裏協調討論。政府官員也被分派出席討論、聽意見。」來自不同背景、階級的人，對國家的願景五花八門，所以促導員的角色就大派用場，「透過協調討論的流程，讓人們達成共同目標」。

歸納施政五大願景

在這個變相是大規模的民調完結後，新加坡政府將對話的內容歸納成五大願景，寫進《施政報告》，包括「讓社會充滿機遇」、「同心同聽殊途同歸」、「讓生活得到保障」、「互相扶持，不離不棄」和「互信互重，有心擔當」。聽說，事情還未就此完結，每個局都要就內容上再做諮詢，諮詢過程也用上facilitators。

不過，有參與其中的facilitators反映，事情又開始變得形式化，為做而做，來的人都不及最初時多元。而且，意見表達了，政府是否就會改善呢？「政府是否對每個議題，都有這樣的胸襟呢？這很重要。」

戰後興起　助群體討論

「這種協助人們對話、尋找共識的方式，叫做facilitation之前，其實已存在了五十年。」Lilian說，一九六○年代，一群戰後關心人文發展的人，在芝加哥進行研究關於人類發展的研究，其後成立了國際文化事務協會，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廣文化項目，如對抗愛滋病、社區建設、年輕領袖培育等，當中大量用到facilitation的技巧，後來更發展出一套簡稱為ToP（Technology of Participation）的促導方法，目的是希望在複雜的議題、背景多元的參與者中，利用流程促進溝通，達至共識。「當時這群人認為，這個世界在經濟、政治上都已有所發展，但在文化上、人類的精神層面上，尤其在二戰後很脆弱。聯合國有些項目，像是關於非洲有疫症，又或是一些村落往後的發展，都用到ToP這類的促導方法。」

直至二十年前，這些協助群體討論多年的人，認為應組成更強的網絡，同時把這門討論的藝術變成專業，於是在美國創立了國際促導師協會。過去，西方國家在討論社會議題時，早已應用facilitation的方法；至於亞洲，台灣、日本等地也已發展十多年，香港主要應用在公司團隊建設、策略規劃，在公共議題上則只有零星運用。

文/ 陳嘉文
圖/ 受訪者提供、資料圖片
編輯/方曉盈